2017年9月27日，柔宇科技完成达8亿美元D轮融资。
这个曾被徐小平错过的公司正以百米赛跑式的姿态冲向成功的那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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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在斯坦福的一场演讲开始前，刘自鸿在附近的肯德基看到了正在吃饭的徐小平和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他走过去恭敬地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彼时，他的公司——柔宇科技成立刚刚几个月。
徐小平非常热情，“你就在这，介绍一下你做的项目。”刘自鸿讲了一下自己做的可折叠弯曲的柔性显示屏，当时徐小平觉得很有意思，“改天你直接来我家找我吧，再仔细聊一聊”。
吸引徐小平的，不仅仅是柔性显示屏可能的商业前景，秉持着“天使投资就是投人”理念的徐小平，对刘自鸿的背景更感兴趣。
后来的事情，你可能猜到了，徐小平错过了投资柔宇科技的绝佳机会。
回首往事，每一个投资人，一定都有那种痛心疾首的时刻，错过了好的项目。徐小平经历这种情况不多，但错失柔宇科技成了他10年天使投资生涯中最大的痛苦。
“他跟我讲，他们是清华的毕业生，都在斯坦福读了博士，其中有3个在IBM年薪都是几十万美元，他们现在出来要做一个项目，目标就是做世界上最薄的柔性显示器。我就想，投他吧。”徐小平说。
“但是我一问估值多少，他说是A轮，另外一个清华校友已经投了他，A轮要3000万美金。我一听，A轮的项目这么贵，虽然我是个光荣的天使，但是我丢不起这个人。”
一方面嫌太贵，另一方面徐小平嫌那个柔性显示屏看不出什么东西，没前途，最后就没投。
可徐小平怎么也没想到，柔宇竟然成功了，而且是非常成功。
“（柔宇科技）是我做投资以来，一个真正错失的项目。”徐小平说，“每次看到他们的好消息，我都心如刀绞。作为天使投资人的骄傲，被碾压得粉碎。什么是天使投资人的骄傲呢？投到柔宇科技这样的项目就是最大的骄傲，而不是什么估值、风险和轮次。”
柔宇的成功并不来得那么容易的，今天小编就来扒一扒柔宇科技和他的创始人刘自鸿的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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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刘自鸿出生于江西抚州南城。
从小，刘自鸿就很聪明，不用怎么努力，就可以考高分。1997年更是以数学、物理第一的成绩从株良二中考入南城二中。
高中是寄宿，由于距离远，刘自鸿基本上一个月才回去一次。受到宿舍同学影响，他开始痴迷上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常到县城书摊上一租就是三四本，什么《射雕英雄转》、《倚天屠龙记》、《书剑恩仇录》统统看个遍。
高一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刘自鸿又没有去上课，而是躲在宿舍看小说。父亲从老家赶来送米，以为儿子在上课，就在校门旁的围墙下等，一等就是4个小时，“从下午1点一直等到5点”。等同学喊他出来时，父亲已经成了雪人，“雪地上全是父亲剁脚留下的脚印”。那一次，刘自鸿流泪了！
从此，他决心发奋读书！
天才一勤奋可不得了，从高一下半期开始，刘自鸿的数理化成绩开始飙升，还获得全国奥林匹克物理、化学竞赛两项一等奖、抚州地区英语演讲比赛一等奖。
此后，刘自鸿一发不可收拾，2000年更以抚州地区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电子工程系。
其实在高考前他已经拿到了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保送资格，但他放弃了。
“我更喜欢物理”，于是2000年高考，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以市理科状元的身份，那年他才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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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学，刘自鸿迷上了科技竞赛。由于年级偏低，根本找不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所以，他每次都是与高年级的同学竞争，压力非常大。所以，刘自鸿把每一次选拔，每一次展示，都当成一次难得的展示机会。
2001年，刘自鸿回老家过春节。当他看到家里的老人因为电热毯无法自动调节，动不动就感冒时，就想研制一条自动调节温度的电热毯。后来，他从人的毛孔受热会增大找到灵感，于是果断放弃传统套路，改为通过测定毛孔扩张的程度来自动调节温度，“做出的传感器如同像手表随时监测身体的毛孔状态，自动关闭或启动电热毯。”
那段时间正是大三，刘自鸿有近10门的考试必修课需要完成，而且还要准备考GRE和TOEFL，所以吃饭、睡觉都跟打仗一样，“经常鏖战到深夜3点，第二天7点多又精神抖擞去上课。”
2003年11月21日，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广州拉开序幕，共吸引了来自清华、北大、复旦等海内外375所一流高校参加，“能来的全来了。”而刘自鸿凭借《人体生物智能传感及应用系统》项目，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在近10位院士的见证下，一举获得全国特等奖。
“创新、先进、实用3方面都无可挑刺，尤其把生命科学与电子技术相结合，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王乃彦院士如是评价。果然，仅仅一个月后，他的“人体生物传感芯片”就被一家企业以300万元买走。
2006年夏天，刘自鸿拿到了剑桥和斯坦福的录取通知书。是去800年历史的老牌名校？还是去以科技创新见长的美国新贵？
刘自鸿有点犹豫。这时，“水木清华”论坛的一位师兄一针见血，“想创业就去斯坦福，想做研究，就去剑桥。”于是，刘自鸿义无反顾选择了斯坦福。
他在电子工程系的博导叫西美绪，那是一个年近70岁的老先生，作为前德州仪器的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对工业制造的流程再造有着长达25年的研究。遗憾的是，刘自鸿却对老先生的研究方面找不到感觉。
就在刘自鸿左思右想不得要领的时候，那天，他在校园前面的草坪前散步，看到在一位观光的游客给草地上的鸽子照相。可能是角度原因，那位游客连照几张都不得要领，却给了刘自鸿灵感，“为何不聚焦视觉显示技术？”
要知道，当时的视觉技术在大画幅、高清晰度和便携性3个方面无法同时实现，只能3选择2，“小屏幕无法做到高清；高清屏幕画幅又很大,无法做到便携。” 那时显像管电视仍最为普及，液晶 LCD电视才刚刚兴起。
“柔性显示！”突然涌现的想法让刘自鸿兴奋不已。假如做柔性显现，就可以把便携和高清大屏的需求融合在一起，“大屏幕可以变得像纸一样薄，甚至可以卷起来随身携带！”
然而，西美绪老先生听完惊讶得下巴都掉了出来。要知道，在电子工程系，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学生能够有机会选上他的课题，大伙都以进入老先生的课题组为荣，而且最为尴尬的是，西老先生从来没有研究过柔性材料。
不过，大腕就是大腕，老先生很快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刘自鸿拿到了1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并请到化学工程系的鲍哲楠教授作为联合导师。鲍哲楠教授是谁？著名的华裔化学家，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别看鲍教授年龄不大，在人造皮肤、高分子材料，尤其是柔性电子技术方面可是当今的权威人物。
高人指点+自身的悟性，刘自鸿在斯坦福的学业进展顺利，最后完成了那篇著名的以柔性半导体物理建模及器件设计为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并顺利完成答辩，拿到斯坦福的博士学位。
就这样，2009年，刘自鸿成为该系历史上用时最短毕业的华人博士生，也是斯坦福校史上罕见的入学不到3年即完成博士学位的毕业生。而当时他也不过26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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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坦福博士毕业后，刘自鸿开始找工作，学霸找工作那是易如反掌，一抓就准！
“太好了！”IBM的人力资源总监一听，立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刘自鸿收入囊中，工作岗位正是柔性电子屏的研究。
大公司就是大公司，在纽约全球研发中心，刘自鸿成天与一群智商超过130的天才在一起切磋。有时候，为了让产品获得数据上的一个微小的进步，IBM 会组织十多个博士生持续研究数个月。在IBM的三年，刘自鸿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国际化科技公司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也正是在IBM，刘自鸿认识到了柔性电子屏巨大的商业价值。
好男儿志在千里，IBM再好，也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刘自鸿那颗想创业的心一直在火热的燃烧着。
2012年3月，刘自鸿从IBM辞职，“是时候大干一番了。”
就这样，2012年5月，柔宇科技在深圳和硅谷同步成立了。
刚开始，为省钱，刘自鸿只能在深圳留学生创业园租下一间60多平米的小办公室，而且第一年只有3666块，“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要知道，当时，他在IMB年薪可是50多万美元。
那半年，刘自鸿每天5点多从深圳南山家中起床，6点多到位于科兴科学园的公司，直到晚上10点才离开，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16个小时，半年来在中美往返的旅程超过30万公里。
不过，工资可以节省，但是项目融资动辄上过亿，是怎么也省不下来的，只能找天使资金。说到天使轮投资，当然首选真格基金。这段插曲就不再复述了，前文已详述——徐小平觉得刘自鸿的天使轮融资太高而放弃了。
好在有识货的。
2012年12月，深圳海归人才创业大赛上，刘自鸿展示了柔性电子墨水黑白显现屏，一屋子30多个投资人，没有一个人听得懂。
不过，松禾资本的厉伟、IDG 合伙人杨飞两位却完全被刘自鸿的科幻世界镇住了。“刘自鸿的背景太强大了，完全可与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有一拼。”所以两人最后决定赌一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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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搞定了资金，没有想到随后的技术屏障同样困难。与液晶屏不同，柔性屏要在一个极薄的薄膜上做出2000多万个晶体管，再把发光的材料做上去，“像在豆腐上盖一栋大楼，”对技术和工艺的要求都非常高。
不过，刘自鸿很自信，“只要符合科学原理，哪怕被质疑和嘲笑都没关系。”那段时间，他每月往返深圳和硅谷。
最初，柔宇显示屏的主攻方向是企业客户，没有想到，柔性屏的研发太快了，以至于国内没有一家工厂可以在物料配合上合上节拍，很多厂家根本不相信真的会出现一个完全柔性的手机，更不相信能够大规模量产。
没有办法，刘自鸿只好削足适履，把业务划分成“柔性显现屏+柔性传感器+智能终端”3个单元，前2个为企业级客户提供服务，后面则面向终端客户。
高手就是高手，一年后的12月19日，刘自鸿首次公开两款柔性显示屏，“摊在手心，屏幕两侧翘起，略向中心弯曲，捏住屏幕一侧晃动时，屏幕会随风摆动，与摆动纸张的效果类似。”要知道，那两块屏幕均为手机屏幕尺寸，厚度却仅为0.1毫米。
大伙沸腾了！要知道，如果显示器可以随意弯折，那么将完全颠覆手机、电脑、电视的模样。想想看，手机可以随意嵌在衣服、戴在手腕上，电视将变成画卷，平时卷起来，需要看的时候再用遥控展开，那是什么样子？
一时间，四五十家投资机构蜂拥而至，融资额度一涨再涨，刚开始就想融资几千美金，最后 2015年7月C轮完成时是11亿人民币，超出预期很多。此时，创立仅3年多估值已达数十亿美元的柔宇成为真正意义的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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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产业化，2015年7月，柔宇在深圳龙岗建成首条超薄柔性显示模组及柔性触控产品量产线，设计产能达100万片/月，国内领先。“现在，我们正准备将产线继续扩大，提高产能，生产出更多的柔性显示产品。”
2016年，刘自鸿一口气推出3大核心产品，一举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明星，“21世纪最具颠覆性和代表性的技术。”
2016年1月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花费电子展CES上，柔宇科技的3D移动影院、柔性手机原型、柔性电子智能背包三项产品斩获CES 2017四项创新产品国际大奖。
就这样，柔宇火了！刘自鸿火了！
四年来，柔宇横跨中美两地，建成了自己的研发生产大楼和产业园区，获200多项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估值超过10亿美金。
面对如此快速的成长，刘自鸿认为是水到渠成。“在设计完善之前，我们并不注重市场宣传，只是沉下心来做产品。”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积淀，柔宇真的做到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2017年3月15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2017年“全球青年领袖”入选名单，全球100位入选者中有10名来自中国，刘自鸿名列其中，“所创立的柔宇科技是全球柔性显示、柔性传感、虚拟现实显示及相关智能设备的领航者，是全球成长最快的独角兽科技创业公司之一。”
而自成立以来，柔宇科技先后获得一批国内外知名VC和投资人数亿美元的投资。
2017年9月，柔宇科技完成合计达8亿美元的D轮融资；
2016年11月，柔宇科技获WARMSUN控股集团5亿元Pre-D轮融资；
2015年3月，柔宇科技获C轮融资约11亿元人民币，估值超10亿美金，中信资本、基石资本等投资机构领投，上轮投资方IDG资本、深创投及松禾资本继续跟投；
2013年4月，柔宇科技获IDG资本领投，深创投及松禾资本跟投数千万美元的B轮融资；
2012年6月，柔宇科技拿到深创投、松禾资本等投资的数千万元A轮融资。
2016年11月，仅创立四年的柔宇科技估值突破200亿元，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独角兽科技创业公司之一。
坚持很美，因为总有一天你能看到属于自己的胜利的曙光！
来源：岭南会，本文内容整理自投资界、网易、中国企业家杂志、界面新闻等
来源：搜狐 时间：2017-10-03
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曾经是“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他们一起走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期，却在新东方上市前发生了兄弟内斗。
在多年的争吵以后，徐小平和王强离开了新东方，出去创办真格基金。电影《中国合伙人》讲述了他们三个的故事，导演请了来徐小平写第一版的剧本，里面有一句台词说：
“千万不要和丈母娘打麻将，
不要和想法比你多的女人上床，
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
01
1980年，俞敏洪复读了三年，超常发挥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开学第一次全班自我介绍，他讲着一口农村口音的普通话，王强忍不住吐槽说：“俞敏洪，能不能不要讲日语了？”
王强是俞敏洪的班长。他是当年的高考文科状元，进了北大担任学校广播站站长，成绩好又多才多艺，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1983年，徐小平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北大艺术团当老师，王强选上了他北大艺术团的团长，俞敏洪是北大艺术团的观众。
大学的时候没有人在意俞敏洪。他的成绩不好也没有社团活动，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朴实。每天帮寝室的同学打扫卫生，还给隔壁的王强打热水。有时候他忘了还会问他：“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热水？”
俞敏洪回忆说：“他们当时会和我做朋友，不是因为欣赏我，而是因为我人好。”而徐小平和王强也承认，他们对俞敏洪的调侃和嘲讽，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大学的时候他们都很想出国，徐小平是第一个出去的。1987年，徐小平申到了加拿大的音乐硕士，他卖了一本自己珍藏的《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辞典》，用来买飞加拿大的单程机票，剩下的钱请他们在学校西门吃火锅。
一年后，王强也跟着申到美国的计算机硕士。他调侃说：“那一届西语系50个人，49个人都出国了，只有老俞没出去。他也想出国，但是国外暂时不需要他。”
俞敏洪的签证被拒了三次，填的工作也没分配上。当时北大刚开始英语基础教育，从西语系扩大到所有专业都要学，老师的缺口很大，他就被留在了学校当讲师。
他还是想去美国读书，有一所大学给了他四分之三的奖学金，只需要交5000美元。但是当时留校的工资很低，他没有钱交学费。为了凑够学费，他只好去外面教英语培训班。
直到有一天，北大的广播里播报：“俞敏洪老师因私自在外授课，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现决定开除。”这个广播在学校了连播了三天，处分在公告栏里锁了一个多月。
1991年，俞敏洪带着遗憾离开了北大。那时候他如果不办英语培训班，就该回江阴老家了。他妈妈知道他被开除了，连夜坐火车来北京给他帮忙。
当时俞敏洪每天提着个浆糊桶，他妈妈也跟着他出去贴小广告，贴遍了海淀区大街小巷的电线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北大的人碰见他都嘲笑他是“个体户”。
刚开始没有学生报名，他就想办法开免费的讲座。他贴完了电线杆小广告，在中关村的违章建筑里等着，想着能有几十个人来就不错了。结果因为是免费的，来了两百个学生。
后面的学生听不清，他就站在一个垃圾桶上演讲。在北京的寒风里讲得群情激昂，学生听完免费讲座回去了，后来有的人拿着钱来报名他的托福班。
后来新东方逐步有了规模，俞敏洪找了广告员出去贴电线杆，结果被竞争对手打了。他只好放下读书人的清高，出去打交道请客喝酒，喝到他被送进了医院，醒过来哭着说“不干了”，哭完还是回去给学生上课。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电线杆就是他的互联网，垃圾桶就是他的互联网。这是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代里，踏踏实实地打拼出中国的第一代企业。
02
1995年，新东方已经发展到一万个学生，俞敏洪也成了最早的千万富翁。当时新东方的员工都是他家人，他妈妈、他老婆、他姐夫等等，他想要招更优秀的人回来。
那年冬天他去了加拿大，在温哥华机场等了徐小平一个小时。当时徐小平在国外过得不好，他读完音乐硕士就失业了，想再读个博士竞争的又全是中国人。
徐小平在加拿大打过各种各样的零工，他给移民局做过咨询，给台湾餐厅洗过盘子，给披萨店送过外卖，“当时我每天想的就是，20美金的披萨，能不能给我2美金的小费。”
徐小平在机场接到俞敏洪，带着他去吃饭，结果在饭店附近绕了好几圈。俞敏洪问：“这里不都是车位吗？”徐小平说：“这里的停车费要10美金！我在找免费的车位。”
俞敏洪带了一万美金在路上花，想告诉大家在中国也能赚钱，邀请大家一起回国。而徐小平在加拿大失业了，混得穷困潦倒，听到新东方已经收入千万，就说要跟着一起回国。
俞敏洪离开了加拿大，去了美国找王强。当时王强已经读完了计算机硕士，找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工作。王强拿着7万美金的年薪，定居在新泽西的公寓。
王强带着俞敏洪在美国的校园里散步。路上有学生认出俞敏洪：“你是北京的俞老师吗？”王强心想，当年在北大哪有人认识俞敏洪，现在在美国倒是没有人认出自己。
俞敏洪告诉王强，他在北京办了新东方英语学校。王强之前看过一本书，讲的是上海的前进学校，创始人如何通过办学致富。王强甚至把这本书的细节过程都记了下来。他看着俞敏洪想着，这就是北京的前进学校吧。
王强开玩笑说：“老俞你还能办学呢？你不是被办学的对象吗？”但是在新泽西的公寓里，他请俞敏洪喝了点啤酒，然后认真地说：“我们来聊聊新东方的事情。”
当时俞敏洪有一点犹豫。他妈妈听说了王强想回国，也对他说：“你千万别把王强叫回来，你能管得住吗？”
徐小平先跟着俞敏洪回国了，俞敏洪把签证咨询业务交给他。徐小平刚回国的时候住在俞敏洪家，每天把白天吃的剩菜当夜宵，吃完了回办公室继续加班，他觉得那个时候很快乐。
徐小平也劝王强：“我们在北京做事挺好玩，但是我不觉得你敢于放弃现在的生活。”因为王强带他参观过自己的办公室，徐小平在他的公寓里洗完澡说：“我家水都是滴滴答答的，你这个水太大了，打在我身上都疼。”
当时王强已经厌倦了美国的生活，他故意刺激俞敏洪说：“你不同意我回来，我就在你对面开一所学校，名字就叫新西方，校长叫王强。”俞敏洪沉默了一会儿说：“就在新东方这个名字下面做吧。”
1996年王强回国，俞敏洪和徐小平买了束花去首都机场接他。王强刚接到花坐进车里就说：“老俞，今天我和小平一无所有。如果有一天我们做的比你好，你能接受吗？”
据徐小平的回忆说，但是车里的氛围很尴尬。俞敏洪沉默了片刻，说：“当然，让你们回来就是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好，老俞你记住今天这个话，”王强说，“这样我就可以一辈子跟着你了，你有这个心态就行。”
王强回国的时候，新东方的管理层都是俞敏洪的家人，俞敏洪的妈妈也是新东方的合伙人。这让在西方商业社会生活多年，相信公司制度的王强不能接受。
当时俞敏洪妈妈会在办公室里训俞敏洪，就像她在江阴老家训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一样。因为她辛苦培养他长大成人，他从来都不回嘴。
但是俞敏洪在心里也明白，他家人的文化水平和管理经验都不足，还要乱插手公司的人事，这样不利于长期发展，新招进来的老师也觉得很没尊严。
王强和徐小平就帮着俞敏洪在公司建立制度。王强首先推行的是会议室里禁烟。因为俞敏洪家里的人都抽烟，早年新东方开会都是烟雾缭绕。禁烟以后第一个违规罚款的，就是俞敏洪的妈妈。
“但是我不记得，是老俞他妈给的钱，还是老俞给的钱。”王强说。
在王强和徐小平的帮助下，新东方逐步完成了“去家族化”。但是这个过程很痛苦，俞敏洪给了老家的农民兄弟十万、二十万的遣散费，辞退了他们家的家族成员，但是也和他妈妈闹了很大的矛盾。
有天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在饭店吃饭，那家饭店也是俞敏洪妈妈开在学校附近的。他们刚聊到一半，就听到他妈妈在大堂里又哭又闹。王强说：“你能不能对你妈妈发一次火？以后她就不会这样了。”
俞敏洪站起来径直走到她面前，当着里里外外一大群人，在他妈妈面前跪下了。
03
2000年，新东方发展到“三驾马车”的合伙制。当时俞敏洪负责托福考试，徐小平负责签证咨询，王强负责英语口语。
他们各自分管一个领域，只是在同一个品牌下赚钱。最早这种松散的“合伙制”极大地激励了工作，那年新东方的学生人数发展到20万。
但是随着新东方的快速发展，这种“合伙制”也出现了问题。原来只有北京一所学校，发展到全国各地都有分校，上海和广州算谁的业绩？图书出版业务算谁的业绩？
俞敏洪不得不开始思考股份制改革。当时包括徐小平和王强在内，新东方共有11位小股东，每个人能分到多少股份，也是一个问题。
面对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每个人都有心态上的失衡。很多小股东原来的部门没了，新的部门还没有分到，就霸占着原来的地盘，带着自己的人闹起义。
一夜之间，徐小平站在了所有股东的对立面。徐小平不认同他的管理方法，连着发了很多条短信反对他，说“我就是要给他提折磨死他的建议”，也带着自己的员工闹起义。
开董事会的时候，徐小平和王强会不留情面地反驳俞敏洪的方案。但是当时中国也没几家股份制的公司，他们讨论不出结果的时候就吵，动不动一拍桌子就叫俞敏洪“农民”、“土鳖”。就像当年他妈妈在办公室里的争吵。
其实俞敏洪大可以说“新东方是我一个人干起来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知道自己是最后一根稻草。那段时间他总是在忍受：“把朋友请回来，本来是一起干事业的，结果事业干不成了，还天天吵架。”
每次开会吵完架，王强也觉得很难受。他说：“我在跟他对抗的时候，我心里有另一个我，我知道他有多么痛苦，但是我相信友情是有承受力的。”
2001年8月，王强给俞敏洪写了一封辞职信，开头是“尊敬的俞敏洪董事长”，俞敏洪一看就觉得不妙。徐小平知道他不会让王强离开，也跟着写辞职信，给俞敏洪施加压力。
徐小平在信上写：“为了对得起北大，对得起朋友。建议俞敏洪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出国进修留学，成为企业管理的新人。”
俞敏洪早年在管理上很优柔寡断，开除人都是让王强出面的。他还是挽留了王强，暂时地让出了董事长的位置。在后来的一年里，由王强为首的小股东轮流担任董事长。
一年以后，小股东都过足了董事长的瘾，但是新东方在管理上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又把俞敏洪请了回来。俞敏洪重新回到了董事长的位置，开始学着把权力收回中央。
这样的内乱一直持续到2004年，新东方才逐步完成了股份制改革。那四年的时间里，俞敏洪一直辗转在利益和人情之中，搞得精疲力尽、狼狈不堪。他想要用美国严格的上市公司制度来管理内部。
2006年，新东方提交了在美国的上市申请。当时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只有13家，都是中石油、中国移动等央企，新东方成为了第一家赴美上市的民营教育公司。
新东方上市的时候，咨询公司建议创始人要有55%的股权，但是俞敏洪给自己45%的股权，另外有10%的代持股份，用来吸引下一代管理者。徐小平和王强各有10%的股份，根据当时的股价，1%的股份约值3亿元。
上市以后，代持股份吸引来了下一代管理者。徐小平和王强也退出了核心的管理层，调到了新东方的发展研究院担任院长。
后来，俞敏洪觉得有点后悔上市。他说：“教育不可能每年扩张20%，你不能让北大每年扩招20%的学生，来证明自己是成功的。”徐小平连发很多条短信来批评他，说“你是思想上的倒退”。
徐小平主张快速扩张，而俞敏洪认为“资本求快，教育求稳”。他们还是在很多问题上有争吵，有次吵完架，徐小平把手机关机，没有去答应学生的讲座。
俞敏洪一个人讲完了全程，回公司召集所有的董事开会，讨论徐小平的去留问题。俞敏洪说：“扔下学生不管，触及了我的底线。”
王强说，那次投票很戏剧性。俞敏洪是大股东有一票否决权，但是他弃票了，交给所有小股东来决定。后来股东们全票通过，让徐小平离开董事会，连王强都投了赞成票。
会后王强追上徐小平，对他解释：“我投了同意你离开董事会的票，不是你不符合董事会的要求，是我们的朋友情谊要降降温，不然三驾马车就真的散伙了。”
徐小平能理解王强的说法，他们之间没有产生隔阂。徐小平苦笑着说：“俞敏洪终于学会了用制度来解决问题。”
离开新东方以后，徐小平经常做一个梦，他对俞敏洪说：“我梦见新东方这帮人在玩，我想跟你们一起玩，我追着你们，你们见到我就走了，不愿意跟我玩。”
徐小平说，他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俞敏洪没有回复，他又去新东方找他，但是俞敏洪还是沉默。后来，徐小平写信给他说：“我收回我当时的请求。”
04
2006年，徐小平离开了新东方。后来的几年他都在郁闷的情绪中，他看着新东方在发展，感觉那是一个他挥洒了青春的地方，但是已经与自己无关。
当时有新东方的学生回国找到徐小平，说希望他投资自己的创业公司。徐小平问：“我为什么要给你钱？”学生回答：“因为我当年也给过新东方钱。”
那年有一家公司上市了，是徐小平的朋友投的。那个朋友只投了20万，两年后公司上市翻了100倍。正是这个朋友，让徐小平有了做天使投资的想法。
徐小平取了个名字叫“真格基金”，找来王强一起合伙。当时王强也退出了新东方的管理层，但是还经常回去帮俞敏洪开讲座。
王强说：“小平，真格基金的成功必须要跳出新东方成功的影子。你不能背着‘新东方’三个含金量这么重的字来做真格的事情，你必须忘掉新东方，才能成就真格这两个字。”
但是他们不管走到哪里，还是经常想起俞敏洪。王强说：“不管他在业界是多么偶像级的人物，他在我们这里只有‘呕像’。我摆脱不了大学时候对他的印象，现在见面还是谈笑风生，讽刺挖苦。”
“可能这也是老俞痛苦的地方，在我们这里，他始终建立不起绝对的领导权。”王强说道。
2010年，俞敏洪打电话给王强，问他能不能考虑考虑，再回到新东方的董事会。
王强回答：“老俞，这十几年，你还没受够我的气。第一个我不想折磨你了，第二个通过折磨你也折磨我。我在新东方问心无愧做的所有事，几乎没有保留，挥洒了我十几年的才华和激情。我想现在就算了，我该休息了。”
后来，他们三个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2013年《中国合伙人》上映，王强一个人去电影院看完了，晚上睡不着一大早又去看了一遍，“边看边回想，我们当年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
电影里王强的角色有一句台词说：“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有人问王强怎么看这句话，他说：“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企业要做大，一定要跟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做。”
“但是前提是，友谊的野性一定要被程序的理性驯化。如果没有理性的驯化，友情是不足以支撑一家公司的正规化运营的，它一定会分崩离析。如果友情能被驯化，就会变成冷冰冰的理性之外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后来王强跟着徐小平创办真格基金，他们同样会有观点上的碰撞。徐小平说：“我会收到王强批评我的信，就像当年我给老俞写信批评他那样。这些信都是关于真格基金的探讨，有这样的合作者和互相批评的文化，公司才能坚定正确的战略方向。”
徐小平和王强的友谊已经被驯化，曾经的“三驾马车”也已经回不到当年。新东方的制度经历了家族制、合伙制、股份制，俞敏洪说下一步要发展成控股制。他和朋友盛希泰创办了洪泰基金，但是没有和徐小平合作。
有人问俞敏洪，未来他们三个人还会不会再合作？俞敏洪没有正面回答，笑着说：“三个人一起玩是好，但是要和不同的人玩，才会玩出不同的意思。”
徐小平和王强的心里装着很多话，他们会在采访中说对俞敏洪的感恩，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当面讲。他们还是每年见两三面，偶尔发消息给对方，但是也已经不再无话不谈。
王强说：“有一天我们三个都痴呆了，走在长城的脚下，周围没有人。我们看着彼此觉得怎么那么熟悉，一定一起做过什么事，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了。那是一直到生命的终点，都难以忘记的，对人生的影响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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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琰博老师：智盛股权研究院院长、全球知名演说家、投资人、国内著名股权投融资专家、首席股权架构师、股权激励专家、股权激励控制权安全标准制定者、商业系统架构师、上市辅导专家，畅销书《重新定义股权》与《股权激励白皮书》等15本书作者”，已成功帮助上万家企业转型升级、帮助企业迅速成长，成为行业寡头，国内多所大学EMBA总裁班导师。
来源：搜狐 时间：2018-10-09
